4000年前，他们在大兴安岭岩石上作画
前不久，我有幸参加了鄂伦春旗在北京举办的岩画新发现成果发布会。著名岩画专家束锡红教授用多媒体现场播放了那些发现于鄂伦春旗的远古岩画。演示过程中所披露的数字：“4000年前”、“北方最早”、“远古彩绘岩画”……不断地刺激着我的神经，同时也引发了我无数的遐想：壁立千仞，危石欲坠。几千年前，这些岩画的可敬作者站在高耸突兀的岩石之上，仰视着头上浮游的白云苍狗，俯瞰着脚下涌动的森林草原，心中一定升腾着对自然的无限崇敬和对生命永久的渴望，这一切便都流泻成为了作者笔下的那一幅幅硬朗的图画，这些刚烈的线条经由几千年岁月的剥蚀仍然顽强地映现镌刻于巨石之上。今天虽然看上去它们是凉冷的，但我能想象得到，当初它们被画或被刻上巨石的那一刻，一定带有作者奔腾的血液的热度。
呼伦贝尔拥有天然草原和原始森林，自然的丰厚馈赠使得这片土地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祖先在此生息、繁衍。对于呼伦贝尔历史地位最权威的评价则来自于历史学家翦伯赞，他在《内蒙访古》一书中说，呼伦贝尔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摇篮，我国历史上的几个主要游牧民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至于大兴安岭，他认为，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在这个后院里，重重叠叠的山岭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形成天然的障壁，使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长期与世隔绝。
的确，相继发现于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址，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呼伦贝尔是个民族与历史文化的富集区。而在去年7月和今年1月于鄂伦春旗发现的两处罕见的远古彩绘岩画，再一次牵动了国内史学家的目光。这两处岩画一处位于距阿里河镇西南130公里的神指峰。此处岩画刻于高20余米，长约7米，宽约5米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蚀柱下部的岩面上；另一处位于距阿里河镇北89公里处的伊龙山。这处岩画刻于高约25米，宽约7米陡峭的石砬子岩面上。神指峰岩画大约有300余幅，伊龙山岩画大约有100余幅。岩画颜色为红色，图案为“人物”和“符号”。
岩画是绘画或刻制在石头上的图画，它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岩画同时又是世界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创造的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它通过直射或折射表现了永不重复的远古现实，展示了人类的太古文明、上古文明和中古文明，为艺术史、史前史、人类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史、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无比形象化的资料。
鄂伦春旗发现远古彩绘岩画的消息传出以后，2007年9月著名岩画专家、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主任束锡红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教授等人来到鄂伦春旗，对神指峰岩画进行实地考察。
1974年9月和1975年9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振才同志，在敖鲁古雅民族乡鄂温克猎民的指引下，曾先后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猎场见到两处岩画：一处在额穆尔河上游克波河的交唠呵道的山崖上，另一处在牛耳河流域阿娘尼河上源的崖壁上。这是在鄂伦春岩画发现之前在大兴安岭发现的仅有的两处岩画点。
束锡红教授等几名专家将鄂伦春阿里河岩画与交唠呵道岩画、阿娘尼河岩画从岩画的内容上、认知对象上、绘画技法上和遗存痕迹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束锡红教授在为我们演示当中，在一处为冰川遗迹的“石砬子”的光洁崖面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类似于十字的符号和一些人物图形，这些图画画在岩面为膨胀颗粒的花岗岩上，岩画颜料为赭石，束教授说可能有动物血作为黏合、调合剂。绘制工具推断为扁平毛笔。两处岩画历经风雨剥蚀和自然风化，颜色已经严重退隐。如果不仔细辨认，已经看不出岩画的原貌。束教授根据数码照片，在电脑上通过色彩处理等方法，提炼还原出原始图像。因而在现场看到的演示图像，均是专家在原图基础上突出、强调的加工图形。不过，束教授说在原文件中，新加上的红色层和原图是可以分离的，是可逆的，所有加工后的红色图形都是尽量忠实于原图的。
在众多的岩画当中，有一幅画经过反复过滤、仔细摹写，一头麋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束教授说麋鹿的出现就将鄂伦春阿里河岩画和周边额尔古纳河岩画联系起来。随后束教授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交唠呵道岩画。这幅画表现的是“牧鹿的场面”，牧人和各种鹿均匀地布满画面，被放牧的鹿有马鹿、驼鹿、麋鹿和驯鹿。在画面左下方有两个牧人，在一个牧人前，有一个肥大的牧犬，作昂首挺立状。左上方，有一马鹿，颈下似系两铃。右下方，有一牧民牵鹿，似在表明这群鹿全是家畜。按照社会发展史，人类从狩猎到驯养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此图中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种类驯养的鹿，绘画者已经比较准确地区分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并且已经将驯化了的狗作为工具，此幅交唠呵道岩画所处的时代说明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游牧时期。
从岩画的选址上看，阿里河和交唠呵道岩画都是画在冰川遗留的石砬子上；奥娘河岩画是在风化的山崖绝壁上。它们都是绘制在突兀的岩石上面，这是原始崇拜也就是萨满崇拜的普遍特点。也就是说，在选择岩画地址上，两者都有相似的“巨石崇拜”的观念。
从岩画的自然风化情况上看，阿里河岩画比较奥娘河岩画色彩暗淡，经历了更多的岁月侵蚀，相对绘制时代也就更早一些。
从岩画的人物形态上看，在人物图形上，两者都是正面、张开四肢的形象，还没有发展到侧面图形；人物和周围图形的关系还基本脱离，还不善于表现“人在做什么”的课题，都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原始的阶段。人物还是率真、纯朴和本原的。阿里河岩画人物形象十分简单，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性不强，而奥娘河岩画则基本可以分辨出是狩猎或者放牧的场面，内容趋向丰富多元。因此，阿里河岩画的稚拙正好说明年代相对早一些。
关于符号，两者都有相似的十字符号，说明绝对年代比较接近；奥娘河岩画中出现了雨水状点，或者是计数符号，或作其他解释，但是都说明后者感知、认知的范围更大。
关于麋鹿，在阿里河岩画中十分完整生动，麋鹿还没有驯化的迹象。很可能当时还处于射猎而不是驯养的阶段。麋鹿的表现形式，和贺兰山、阴山等地的石刻岩画有相似性，麋鹿的大角体现了韵律感。和贺兰山岩画凿刻岩画相比较，贺兰山鹿群表现了肌肉和四肢的运动状态，角和身、尾等都已经有很多艺术表现的成份。而阿里河麋鹿岩画，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故其时代应当更早一些。
关于奥娘河和交唠呵道岩画的年代，束锡红教授引用了被誉为“中国岩画学之父”的内蒙古考古学界泰斗盖山林先生的分析，盖山林先生认为交唠呵道和奥娘河岩画“在题材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鹿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它们同属于‘养鹿’岩画”。束教授认为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的时代，应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后。根据岩画中已经有牵引鹿等场面，说明鹿已经成为家畜，当时已有了牧鹿业，由此看来，在之前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这两处岩画的时代，应为青铜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
按照专家以上的分析，无论是从自然风化的情况，还是人物的形态，以及符号和麋鹿表现形式上看，都能断定出鄂伦春旗彩绘岩画是北方最早的彩绘岩画，与目前发现的其他北方几处彩绘岩画相比历史更为悠远，那么鄂伦春旗彩绘岩画到底成画于什么时代？
为了准确地推断出鄂伦春旗彩绘岩画所处的时代，束锡红教授又对鄂伦春岩画与交唠呵道、阿娘尼河岩画的相近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束教授认为，在三处岩画中，首先都共同关注了麋鹿，其次人物都是采用了正面的、敞开四肢的画法，再次符号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阿里河岩画和其他两处岩画的相关性。阿里河岩画中麋鹿表现形式和草原青铜器中鹿的表现方式相近，说明和青铜器时代有传承性。因此确定：阿里河岩画的时代大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初期，就是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
4000年前，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不但有了人类在此生息，而且他们已经能以在岩石上作画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况，用这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他们对自然和对生命的探寻。那么这些先人，与今天生活在呼伦贝尔的少数民族有没有血脉的传承？也就是说这些岩画的作者，应该是今天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哪一个少数民族的祖先？前苏联学者认为：“通过对黑龙江沿岸原始林区岩画分析表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的岩画，后来为那些具有原始林区风格和养鹿风格的岩画所承袭。这些才真正是黑龙江沿岸原始林区的岩画艺术，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吸取了草原岩画、狩猎岩画和神话岩画的风格。通过古代岩画内容同现今该区居民（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特点之对比，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即遗存这些岩画的古代居民当为现今通古斯满语民族的远祖与先世。”
盖山林先生在认同苏联专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岩画的作者“应是古代室韦人的某些部落或后来鄂温克族的某些狩猎和牧鹿人的作品。”束锡红教授关于在鄂伦春旗发现的阿里河岩画的作者，她基本同意是古代室韦人的看法，但是她又认为阿里河岩画和交唠呵道、奥娘河的岩画不完全一致，并且在时代上靠前，很难更细地认定是否为鄂温克还是鄂伦春人，她认为只能说是他们很早以前的祖先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