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凯旋门始建于1806年，待到1836年建成，拿破仑时代早已结束。再过几年，鸦片战争打响，中国人被迫进入和外部世界激烈碰撞的时代。

今天，以凯旋门为核心的巴黎心脏地带——香榭丽舍大道、戴高乐星形广场和协和广场，各色车辆日夜川流不息，其中最惹眼的要属旅游大巴车了。车上坐的东方人，最多的是我们中国人。这次，我们不是被迫，而是自觉自愿地来到我们曾经称呼过蛮夷、洋鬼子和洋大人的属地，带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如果管这叫一个半世纪后的凯旋还为时尚早，但我们确实是从凯旋门附近出发的，开始进行西欧各条线路的观光旅游。

我经常处在同一种梦境里，梦见自己像只大鸟在巴黎上空滑翔。在梦中，我所能感觉到的除了蜿蜒的塞纳河和城市的几个制高点（凯旋门、新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等）以外，其他的都仿佛笼罩在烟雾中，只有模模糊糊的轮廓。这也许是因为旅游就跟进入一个黑洞一样，它的内在目的无法统一和明确，人们只能在过程中逐步打开眼界，理清思绪，做出比较和得出各自的结论来。

如此说来，旅游的方法论应该被放在首位考虑。就拿巴黎为例，我之所以总是做着飘在上空的梦，那是职业限定的折射。我带的所有在巴黎的观光团的线路基本一样：两宫一塔。所谓两宫就是卢浮宫跟凡尔赛宫，一塔，自然是埃菲尔铁塔了。而在我看来，在巴黎这样的旅游核心城市至少应有四个层次的观光项目才可能令人满意。第一是城市的外观。第二是博物馆，对此我应该强调一下，不仅仅是卢浮宫的“三宝”（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匆匆掠一遍就算到头了。第三是巴黎的商业和夜生活。第四是那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把在巴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叫做“蛙泳者”，他们从这个地铁站钻进去，又从那个地铁站冒出来，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最后，如果可能，还应该多少涉猎一点巴黎光怪陆离的地下生活。做到这些当然是费时费钱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份报纸的统计：美国人到巴黎观光旅行，平均停留十天；中国人是一天半。这个巨大差别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论，其中物质和时间的条件限制肯定是最主要的。

凯旋门附近是通常的始发站，从那里发车时，我坐在司机旁边，拿起麦克风讲话，内容主要是一路上的衣食住行和安全健康等注意事项。大家离家万里，跟随一个外国司机和不明底细的领队，要经过好些天，奔驰几千公里路程，途经十几个陌生的地方，跟当地人的语言不通，生活方式迥异……凡此种种，内心那份不安全感可想而知。跟欧美人相比，我们确有背井离乡的感觉，渐近的那个巨大的门就是最贴切的象征：它没有庇护所可以进入，它四边都是通的，何去何从你只能自己做主。因此我们本身具有的自主性也大打折扣，有时显得像个婴儿一样那么无助，也因此会嘀咕、急躁、抱怨甚至愤恨，并演绎出许多摩擦、是非和故事来：游客和领队，领队和司机，游客和司机，游客和游客之间等等。从这方面看，事先做周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树立自信心是旅游顺利、有所收获的根本保证。一言以蔽之：旅游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有时我想，大巴车如同一个流动摇篮，有时它和旅游的其他功能发挥得恰到好处的时候，整车人相处得跟一个大家庭似的，彼此交流，讨论热烈，笑语不断，那是最令人难忘的情景。那种仿佛天成的氛围，那一张张热切的面孔，再隔多久我也无法忘怀。我心里彼时彼地有再多怨隙，一经那些美好回忆的唤起也烟消云散了。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他们生活在世界各个地方，就因为同一种语言的联系，因为一个偶然的念头，我们才聚在一起，我所说的“天成”，即指此种缘分没有预设的前提。有一次，在巴黎的某个地铁站里有个胖胖的老太太远远地向我招手致意（当时我在车上）。我隔了一会儿才想起她是某个团的团友。这个天性乐观的老太太跟老伴一起随我出游，某天她突然对我说：“王导，你知道吗？我就是维纳斯。”我笑问为什么。她解释道：“你说过天下第一美男子是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能配上他的只有维纳斯。而我老伴儿的英文名字就叫David，那我一定是维纳斯了！”就在此借用她的话，那些我记不住名字的我的团友，我的朋友，男的就叫大卫，女的自然是维纳斯了。是他们促成了成功的、令人难忘的旅游，而非仅仅是司机和导游。

来源：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