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美国大片《后天》所描述的极端天气并不虚幻，它或许就会在某一天出现在我们身边。沙尘暴、洪水、干旱频繁光临，而全球变暖更是跨越国界，让所有人为之牵挂。今年6月4日，中国出台首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尽义务，该方案开宗明义指出：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气候的变迁是发展带来的结果，既能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能对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面对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成都不能逃避，也无从逃避，我们意在从避暑这一细小切口，去窥见成都的某种变化和努力。本报特别推出“避暑 从生活到产业”（上、下篇），今日关注上篇《成都生活 因气候而变》。

8月2日，凌晨5点左右，袁富明起床，走到屋外，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他下意识进屋穿了件长袖衬衣。

然后他伸了个懒腰，拧开自来水龙头洗了把脸。水是山泉水，直接用管子从山上引流下来，有些刺骨。不过他早已经习惯了，住了几十年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不像刚来到这里的游客那样大惊小怪。

袁富明所在地是青城后山，距成都市区仅70公里，海拔13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超过80%。袁富明的名片上印的是“云居园业务负责人”，实际上是老板。云居园下面不远处，就是相当有名的泰安古镇。他们这个地方原来叫“红岩村一组”，后被“收编”为“泰安村八组”。

被凉风、冷水、氧吧包围着的袁富明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天，重庆最高气温达到37℃，但重庆还是被“不幸”从新的“三大火炉”名单中剔除，福州、广州和杭州登上这份名单。当天，杭城气温冲破39℃关口，最高气温达到39.1℃，这是该市市区第8个38℃以上的高温天了；当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地区以及新疆南疆盆地、吐鲁番盆地等地将有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全球变暖，这样一个曾经空洞的名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体而实在，具体得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点滴生活，也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有时疼痛，有时振奋，纷乱而复杂。

靠山靠水的避暑生意

主人公：青城后山农家乐老板袁富明

袁富明开的农家乐云居园不靠卖野菜招徕客人，他做的主要是长住客的生意，“我们靠的是气候，靠的是生态，山和水。”袁富明说。

袁富明的云居园很安静，只有早起的不知名虫子在鸣叫，高高低低黑黑乎乎的是树和山。住在这里的30多个客人还没有起床。云居园其实还可以再住10多人，40多人的规模只能算这里的中等。

袁富明1995年搞农家乐的时候，已经属于后知后觉者，早先搞的早发了。他也是被市场和消费者推着走的——原来是木结构房子，经常有人推门进来：“小伙子，可不可以住一晚上？有没得吃的？”看到有小车来，大家还要去看稀奇。

他就想，哦，这个还可以赚钱哈。刚开始，3架床睡5个人，没有蚊帐，还漏风漏雨，一张新床不到3年就稀巴烂，因为潮湿。

现在，云居园有两栋楼，均是两层的白墙青瓦川西民居风格，分别是2003年和今年4月份修成的。这些建筑现在都是需要审批的，统一规划，统一风格。本来还有一栋，但超过了当地政府规定面积，被拆除了。

“今年成都天气比较温和，今年的生意只赶得上去年的一半。”袁富明说。但即使这样，也够袁富明一家忙活了。他家里除了老伴外，还有儿子儿媳孙儿，另外请了两个服务员，服务员跟他带点亲戚关系。

根据家庭的粗略分工，早上起来烧水、煮稀饭属于袁富明的工作范围。这是项劳动强度很大的活路，几十张嘴巴呀，他家光水壶就50多个，他必须赶在最早起床客人的前面，把水灌满。服务态度好、味道好、卫生好，是他总结出来的生意经，挑剔的客人提的意见也总是这些，他必须尽量做好。

老伴也起床了。她比“还差一个月满50岁”的袁富明小4岁，但老伴看起来比他年轻得多，纹了眉，化了淡妆，皮肤显白，衣服时尚。

能够精打细算的老伴“主管”买菜。原来他们买菜要到青城前山再往都江堰方向走几公里的中兴镇农贸市场，那里是批发市场，菜便宜。但是要早上两三点钟去，不然就散市了。现在他们很少去了，因为有菜贩把大多数菜都运上了山，价格贵了不少，冬瓜、洋芋甚至要贵一倍，但村民们还是愿意在菜贩那里买，懒得跑出去。

在云居园的附近就有一个菜贩卖菜点，下个坎就到了。但老伴还是要早点去，菜贩一般都是估算过的，当天的菜必须卖完，宁愿少进点菜也不能多，多了第二天就卖不脱了。来这里的人就图吃个新鲜，陈菜会砸自己的招牌。有些农家乐人一多，就要多买菜，所以很多时候菜都不够。

如果没有“抢”到菜，或者客人有规定菜单以外的饮食需求，儿子陈强就要开上那辆面包车出山去买，费油费时都要去。

游客在这里住一个月的价格，也从去年的600—900块，涨到了今年的1000—1200块左右。但客人们对此大多能够理解。除了成都的客人以外，还有来自重庆、自贡、南充、宜宾等地的，在云居园住得最短都有一个月，散客极少，散客大多都住在泰安古镇上，住一晚上一般100元左右，不包吃。

在古镇上，商家招徕客人的招数之一，就是在面朝大路的厨房窗台上摆放种类齐全、色彩诱人的野菜，如天鹅菜、红笋、山笋、山药等等。而云居园则不靠这些，客源不一样，消费也不一样，野菜大多价格不菲，长住客可不愿这样吃。

“我们靠的是气候，靠的是生态，山和水。”袁富明说。

全球变暖的成都路线

讲述者：成都气象台台长郝丽萍

今年的成都有着让许多地方羡慕的凉夏，但也需看到，1990年到2006年成都气温持续上升。主动远离高温，已成为许多城市人的理性选择。

郝丽萍是专门研究气候气象的。她是成都气象台台长，一位干练的气象专家。在她的手上有一份最新出炉的2007年第7期气候影响评价。

这份关于今年7月份气候状况的分析资料表明，各区（市）县月平均气温为24．9－26．7℃，而去年同期为26．8—28．7℃。具体到上、中、下旬则分别是25.5—27.2℃、25.7—27.5℃和23.7—25.6℃，去年同期则分别是26.2—28.1℃、27.9—29.9℃和26.1—27.7℃。

这表明7月份的成都总体来说“凉爽”，其中下旬“相当凉爽”。而这仅仅是“平均气温”，在青城山、银厂沟、天台山这些地方，气温则还要低得多。

郝丽萍目前已经撰写完一篇论文，由于尚未发表，其中的具体数据不便公布。但她指出，根据观测，近10年来，成都的大雾日减少了50%，能见太阳数增多，低云量减少，相对湿度明显减少，这表明成都的天气阴雨潮湿状况明显改善，有利于心情愉快的旅游出行。

但这并不表明成都能够脱离“全球变暖”的大环境。正如今年6月4日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所言：“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而成都显然与中国的气候总趋势基本一致。

气象专家称，近年来，成都气温也在持续升高，1990年到2005年成都气温有一个明显上升的过程，到2006年达到极值。成都对此积极采取了适应性措施，如实施退耕还林、生态造林、城市新增绿地面积、城区新建绿化小广场、控制烟尘和汽车尾气等，并且加强了综合能源的规划和管理，逐步建立起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源体系和消费模式。

但很显然，这些措施对气候的影响都极其缓慢，需要时间的积累，并不能马上让气温降个几度。主动远离高温，成为城市人的理性选择。避暑，也从少数人的奢侈行为，逐渐变成了大众的共同消费需求。

气象部门也正在从各个方面努力，提高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扩展气象服务，评估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近年来，我市的气象检测点从原来的13个，猛增到了114个，覆盖了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区域，以便相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

“逆城市化”的乡村机遇

讲述者：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

陈伯君认为，每年夏天市区和郊区这种人员与要素的流动，并不仅仅是避暑那么简单，也是“逆城市化”的表现之一。

七八月的周末，成温邛高速、成灌高速、成彭高速这几条大道就成为了“避暑大道”，格外拥挤。

这种人员与要素地流动，在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看来，并不仅仅是避暑那么简单。他将此概括为“逆城市化”的表现之一。

陈伯君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则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

由此，陈伯君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更是要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成都近年来一系列发展乡村旅游、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系列措施，都意在疏通渠道。成都为此还专门实施了《成都市农家乐服务质量管理办法》，制定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及评定》等一系列政策。

同时，村镇发展基本思路也应随之对接：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成都是中国特大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城镇化速度超过全国1个百分点的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

内心深处的生活渴望

讲述者：“青城红健身队”教练胡玉双

“这里气候好，环境好”，2001年她索性把房子买到这里，从北京来到这里。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田园生活，安逸而恬淡，舒适而自由。

晚上7点半，青城山镇安静了下来，当地居民、避暑者纷纷结伴走出房门，在凉风习习之中散步、聊天。53岁的王学辉、55岁的葛玉芳、60岁的谢群芳则张罗了一大群人在广场上跳舞。她们的“青城红健身队”，年龄最高的74岁，平均年龄都在60岁左右。

“这么大年纪了还跳舞，这在以前笑死人了”，健身队2001年成立时就遇到思想上的阻碍。但勇气来自避暑者，那些来自城市的老头老太，把都市的广场文化传播到这个农村小镇。先看着新鲜，后来就跟着跳，再后来就寻思自己组建一支健身队。

2003年，从华北石油局幼儿园教师“买断工龄”下来的胡玉双加盟了健身队，能歌善舞的她成为教练加导演。胡玉双的父母长期在青城山居住，“因为这里气候好，环境好”，2001年索性把房子也买到了这里，从北京来到这个西部小镇。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田园生活，安逸而恬淡，舒适而自由。

44岁的胡玉双教她们跳珍奥保健操、跳秧歌、打太极拳、打腰鼓。老太太们告诉她，以前她们都是扛锄头、挖泥巴的，动作慢点，教起来得要有耐心。

“刚开始她们的手脚都是僵硬的，左手左脚，一个动作要练几十遍。”但看着满头大汗仍然练得一丝不苟的老太太们，胡玉双被感动了，“那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珍惜”。

而现在，这支健身队成为了都江堰的明星队，大小活动都有她们的身影，长寿文化节、重阳节等等，幸福地忙碌着。

在青城山镇的党委书记李晓明眼中，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接、对流是自然而有序的。李晓明说的“自然而有序”，是指这种生活方式来自人们的内心需要。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因为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交通好了、住房宽了、社保医疗有了，更重要的是心理、心态、思维的一体化，不然即使变成城市人也容易被边缘化。

“你没有见过在亮堂堂的几室几厅的新居里还要烧柴做饭吧？你没有见过在风景独好的阳台上一群一群地养鸡养鸭吧？这在以前，都不算新鲜事。”李晓明说，这些都是不能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而要来自外界的潜移默化和人们内心的主动调整。

李晓明为健身队做的，就是投入几百块钱购买了收录机、磁带，然后安排工作人员把老人们活动区域的灯光开亮点，再亮点。

来源: 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