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站在时代的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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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城古镇从独裁统治到红色政权,再到逐步开放,古巴又一次来到了时代的路口

(撰文/图片_大咔嚓、编辑_Rita)从肯尼迪宣布封锁古巴到奥巴马到访哈瓦那,美国制造了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两次重大变迁。不过,大多数古巴人的生活和半个多世纪以前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属于这个国家的符号——音乐、雪茄、老爷车、朗姆酒、切·格瓦拉,还有热情奔放的性格,都免于全球化的冲击,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从独裁统治到红色政权,再到逐步开放,古巴又一次来到了时代的路口。

一座生活在上个世纪的城市

走出哈瓦那的何塞·马蒂机场,感觉时间一下子倒流了五十多年。这是一个鲜有霓虹灯和景观照明的首都,零星的路灯也昏暗得起不到什么作用,灯光似乎是用尽力气才能从灯泡的缝隙中挤出来,勉强照亮了跟前几米的范围。

浓烈的汽油味儿从一辆红色拉达车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来,发动机的噪音震得玻璃哐啷哐啷响,后备箱盖的支架是一根木棍,方向盘是欧宝的,台球插在铁棍上作为挡把,雨刷器用台灯的开关控制,一旦开启就很难在原位停住这辆拉达在古巴的私家车里已经算是新车了,它的主人——司机伊斯马尔(Ismael)是个乐观的胖子,哈瓦那本地人,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

远方的天空中亮起一道道闪电,紫色的光照亮了乌云的形状。9—10月正是加勒比海的飓风季,空气中的水分接近饱和,身上的衣服感觉很快就能拧出水来。 “看,20世纪50年代的雪佛兰Belair,像头漂亮的猛兽,我最喜欢,非常酷!”伊斯马尔指着一辆咆哮着驶过的老爷车说。那辆车里漆黑一片,司机黝黑的左臂悠闲地搭在车窗外,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其他一切声响,排气管里喷出浓浓的黑烟,遮蔽了昏黄的路灯,也遮住了雪佛兰自己。“猛兽”绝尘而去,留下在拉达车里不停咳嗽的我。

我在紧挨着革命博物馆的一个新哥特式天主教堂前下了车,这座教堂、它前面的小广场以及我即将入住的民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Angel(天使)。 民宿位于教堂南侧一排老楼的三层,有四个卧室、一个会客厅和两个餐厅,一个哥特式的小型旋转楼梯通往楼上的书房、阁楼和塔楼,白色大理石的楼梯历经百年,每级台阶的中央都凹陷下去;房子的木头门窗也用了一个多世纪,颜色日渐加深,更有光泽;地砖带有一些穆斯林风情,是房东的祖辈从土耳其买来的。民宿的主人是一对跨国夫妻,太太是哈瓦那人,现随老公定居德国,房子由表妹代为照看。土耳其裔德国导演费斯·阿金(Fatih Akin)曾不远万里跑到古巴拍摄影片《切口》(The Cut,2014年),当时他就住在这里。

除了一部无线电话,这栋房子里找不到一件现代物品,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没有收音机。餐厅的一整面墙上挂着主人一家四代的照片,第二天吃早饭时,看着照片,听着女主人用夹杂着西语单词的蹩脚英语介绍这个家庭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吃着粗糙的面包、奶酪和火腿,我慢慢接受了暂别现代生活的现实。

“我的莫吉托(Mojito)在街中小酒馆,我的达依基里在小佛罗里达。”这是在“街中小酒馆”(La Bodeguita del Medio)里高高悬挂起来的一句话,虽然已无从证明是否为海明威的真迹,但它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推荐信和广告语。

不管你觉得到酒吧只点一杯Mojito有多么俗套,在“街中小酒馆”喝别的似乎都是外行。光头酒保基本上只做一种鸡尾酒,那就是Mojito,他一脸的从容和淡定,并不因为络绎不绝的点单而欣喜或烦躁。

古巴人的热辣性格大概有一半来自朗姆酒(Rum),最畅销的品牌是“哈瓦那俱乐部”(Havana Club),在欧美动辄卖到几十欧元,在这里则只要一个零头。酒保摆好一排杯子,按顺序在每个杯子里放入半个柠檬的汁液、白糖、一小支薄荷,再加入两份苏打水,用一只小木棍捣几下,待白糖溶解一部分,薄荷叶微微发蔫,加一份“哈瓦那俱乐部”的三年陈酿,最后加入冰块,让液体充满杯子,一杯Mojito就做好了。无法考证这一做法是不是海明威最喜欢的那种,但5比索(约34元人民币)的价格绝对是古巴所有酒馆里最贵的,通常花两三个比索就可以喝上一大杯。

三年酿的“哈瓦那俱乐部”是调制Mojito的专用朗姆酒。不同的鸡尾酒会用到不同年份的朗姆酒,烈度、口感和颜色大不相同。比如Cuba Libre要用可乐和Aejo Special,Cubata则是用更贵的7年陈酿调配。在酒馆要一杯最简单的Lemonada,不加酒的话就是柠檬沙冰,加酒则是用最便宜的Auejo Blanco,这种无色透明的朗姆酒不会改变沙冰的颜色,度数也略低一些,加多加少就全看掌柜的那一刻的心情了。

酒馆里的歌声与人生

音乐与美酒从来密不可分,在哈瓦那的酒馆里,不管多么拥挤,只要墙角还有半平方米的空地儿,就会有一个乐队,以三个人、三种乐器、一首歌的形式演奏着。他们不属于酒馆,也不见他们推销唱片或者索要小费,只有被客人叫到桌旁点歌才能有几块钱的收入。不知道这些活跃在古巴街头巷尾的乐手们究竟靠什么生活,他们身上的衣服和手里的乐器一样有些年头了,但歌声里听不到一点生活的不如意,脸上也没写着心里的无奈。他们在别人喝酒、吃饭的时候不停歇地唱着,没有乐谱,音符都存在脑袋里,或是即兴发挥。

“送你两朵栀子花,它们代表我说,我的生命,我爱你,我崇拜你。”这是古巴老歌王易卜拉欣·费热(Ibrahim Ferrer)的经典曲目《两朵栀子花》(Dos Gardenias),在几个酒吧里都听到有人在唱。另一位古巴老歌手康贝·赛康多(Compay Segundo)最脍炙人口的歌Chan Chan,几乎被所有街头艺人传唱,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版本:“对你的热爱啊,我没办法否认,我已垂涎欲滴,却又难以自持,当Juanica和Chan Chan在海里筛着砂子,她摇动筛子时扭动的丰臀,看得Chan Chan面红耳赤”

康贝·赛康多是20世纪古巴音乐的传奇,他从5岁开始抽雪茄,一直抽到96岁去世,他的歌声裹挟着醇厚的雪茄味道,皮肤和发酵的烟叶一样粗糙厚重,写满了沧桑。20世纪末,赛康多把那些从古巴革命以来离开乐坛的老乐手一个个唤醒,将这些曾经的歌王、琴王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著名的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并拍摄了同名纪录片,轰动世界。为了生计,这群古巴最有名的老艺术家擦过皮鞋、倒过垃圾、卖过彩票、卷过雪茄,此时他们开始受邀出国巡演,当90岁高龄的康贝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奏响Chan Chan的吉他前奏时,他调皮的笑容感动了无数人。

演出总有曲终人散之时,大幕徐徐落下,掌声渐渐平息,乐手们慢慢离去。好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在千禧年后的几年里相继离世,他们就像许了一辈子的愿,在人生末年可以重逢并重新振作,将自己身体里最后的能量献给他们热爱的音乐。在舞台上,每个人都散发着青春活力,他们顽皮地表演,开怀地笑,眼神里传递着信任和默契。钢琴、吉他、沙铃、小号、低音提琴和手鼓,热情和奔放从这些乐器中迸发出来,传入每个听众的耳朵,燃烧着每一颗心。

“我登过自由女神像,只不过那时候只有30岁,现在80岁了”钢琴家鲁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感叹。这些人生暮年红遍全球的老乐手,看到纽约的繁华纷纷落泪。他们指着橱窗里约翰·F·肯尼迪的玩偶,却叫不出他的名字,正是这位总统封锁了古巴,但在这些老人脑袋里只有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拿起街上的公共电话想打回家,才发现两国的联络早已中断。“这是我第一次来纽约,也是第一次来美国。”古巴老歌王易卜拉欣·费热几乎迷失在纽约傍晚的霓虹灯里,“我真想把老婆孩子带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也看看这些美丽的东西……太美了,我被迷住了。”

听着老歌,顶着正午阳光的炙烤,行走在哈瓦那老城拥挤的街道里,避开轰着油门的老爷车,看着穷苦百姓拿着皱巴巴的土币买一纸杯皱巴巴的青椒,路过黑洞洞、空荡荡的专卖鸡蛋的商店,以及倚着自家铁窗面向街道发一整天呆的老太太,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我手里随便一张纸币都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这些生活在首都市中心旅游区边缘的人们,买一个带肉的三明治都要算一算钱。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在气温30多度的天气,穿起压箱底的老西装,修饰好胡须,咬着一根可能永远也舍不得点燃的大雪茄,去教堂广场或圣弗朗西斯科广场上吸引游客的目光,使出浑身解数,摆出各种姿势让人拍照,然后央求两美元的小费。那些表现经典的古巴老绅士的摄影作品背后,不是繁荣的旅游业带动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而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年纪和身段的无奈。

酒馆中的那些乐手,纯纯的笑容背后其实满是无奈,也许他们放下吉他就要为下一顿饭而发愁,然而,他们歌唱时的那种快乐是真实的,因为那些歌唱的就是他们过去的快乐。没办法,他们改变不了现状,但不唱歌就真的失去了快乐。

55年,是古巴革命胜利后时钟开始凝固的时间,它带走了一群老乐手的大半人生,却没有浇灭古巴音乐的灵魂。这55年改变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唯独忽略了古巴。我所能看到的古巴,和革命前一模一样,有些地方,甚至从殖民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每条街道、每座建筑都保留着原本的模样,只是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慢慢长大,然后老去。走在哈瓦那老城,经过路口时往两边看看,跨过一条街的十几秒钟,仿佛能看到这条街百年的变迁,巷子里传来的音乐声,经过五十年、一百年,依旧回荡。

努力改变命运的“创客”

哈瓦那老城最热闹的两条街道——主教大街和商人大街的交叉口,坐落着哈瓦那最有名的酒店——两个世界酒店(Hotel Ambos Mundos)。1932—1939年,海明威以每天1.5美元的价格租下了酒店的511号房间,作为他在古巴的长期居所,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朝圣之地。我和菲利克斯与安娜·卡米拉约在这里见面,在通信极为不便的古巴,这是最好找的地方。

菲利克斯是古巴一家国有设计院的电气工程师,古巴惨淡的经济和聊胜于无的收入水平,令他的工作仅剩下一些体面。“我爸爸是工程师,在我小时候他就希望我学好数学,于是如他所愿我大学学了电气工程。”菲利克斯说。但他一直都很喜欢音乐,后来在听音乐会时认识了卡米拉,一见钟情。

卡米拉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从小学习芭蕾,母亲就是她的启蒙教练。后来她进入哈瓦那一所芭蕾舞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一所小学当舞蹈老师。“其实我不适合当舞蹈演员,我每次上台都紧张极了。”卡米拉笑着说,“菲利克斯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也紧张极了。”他们去年登记结婚了,但没有足够的钱办婚礼,前不久他辞了职,打算和几个朋友一起做旅游接待,“是时候做些改变了。”

菲利克斯盘算着,古巴的经济随着美国逐步解除封锁会慢慢活跃起来,“2CUC一小时的上网费用对绝大多数古巴人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不过你知道古巴的民宿非常有名,我们就代理了一部分民宿网上的预订业务,帮助那些房屋条件较好的房东找到短租者。”菲利克斯曾经在加拿大短暂学习,这段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增强了他英语交流的能力,他正在帮卡米拉练习英语,以便她也能通过有限的互联网与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沟通。“我所在的学校有政府提供的网络服务,不过明年我也打算辞职,帮菲利打理业务。”我问卡米拉,放弃从小学习的芭蕾舞不觉得可惜吗?她显得有些无奈:“我父母不想让我放弃,教孩子舞蹈也是很快乐的事,但现实是舞蹈无法帮助我们改善生活。”

与做工程师时相比,菲利克斯的经济条件确实有了一定改善,但去哈瓦那的“中国城”吃一盘炒饭对他来说仍然有些奢侈。他相信,古巴政府对个体经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是一种支持,越来越多的哈瓦那人开始思考,除了给国家打工还能做点什么。在古巴,菲利克斯和卡米拉就是一种创客的模式,在互联网迟迟不能普及的时候,精心搭好一张线下的网,等待这个拉美国家赶上全球化的列车。对古巴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着对内对外政策的放宽,一系列变革也许正在到来,这些变革应该会更加温和,不像半个世纪前的革命那么血雨腥风。

从了望庄园到革命广场

20世纪60年代,随着海明威的离开、巴蒂斯塔的逃亡、菲德尔和格瓦拉的入主,以及猪湾事件和导弹危机事件的爆发,古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海明威并未参与古巴的政治变革,但他离开的时间恰好与革命进程不谋而合。

海明威在古巴断断续续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对哈瓦那的影响远不止推荐了“街中小酒馆”和Mojito 那么简单。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不喜欢“两个世界”酒店的房间,于是1940 年海明威买下了哈瓦那东南郊外的瞭望庄园(Finca Vigía)。当时这个庄园破败不堪,玛莎也不是块居家的料,没过几年就离开了海明威。第四任妻子玛丽撑起了整个庄园,她找人把庄园里的一草一木修葺一新,郁郁葱葱的景象一直保持至今,就像主人从没离开过一样。

瞭望庄园不算奢华,但异常安静,是一个潜心写作的好地方。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据说是在8 个星期里一气呵成。这段时间他还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和一系列与海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1970 年由玛丽和编辑合并成为一部遗作《岛在湾流中》。

如今,为了保护海明威留给古巴的最好遗产,庄园的房间已经不允许参观者进入,但透过门窗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包括墙上挂着的海明威在非洲时收集的野生动物标本。工作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保持所有物品的原样,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庄园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幅毕加索的真迹,但海明威只是很随意地将它与其他艺术品放在一起。庄园的一切都保持了海明威日常居住的状态,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当年从未想过要真正离开古巴。1960 年他去了西班牙,虽然他和玛丽认为卡斯特罗政府要将美国人在古巴的资产收为国有,但并未想过不再回来。1961 年猪湾事件之后,两国交恶,一同恶化的还有海明威的抑郁症,7 月2 日,他举起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把古巴当作敌人的是美国政府,并非海明威,古巴人也很喜欢这位美国大叔,古巴革命胜利后,一项在哈瓦那举办的钓鱼比赛就以酷爱钓鱼的海明威的名字来冠名。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是海明威的忠实读者,瞭望庄园在海明威死后被捐赠给古巴政府,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了捐赠仪式,一穷二白的古巴政府则担起了保护庄园的责任,古巴与美国断绝了一切往来,但从没停止一起研究和保护海明威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一只拇指大小的翠绿色的蜂鸟飞到回廊旁的藤蔓之间寻觅花朵,这种精灵一般的小鸟是古巴的常住居民,它可以悬停在空中,用又弯又长的喙吸食花蜜。它一定是海明威家的常客,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它的到来。海明威把自己养过的四只猫葬在了后院,就在他心爱的“Pilar”号游艇旁边。一直耐心陪着我的老爷车司机Eric大叔说,海明威从没离开这里,好像你多待一会儿,就能在某个角落里撞见他一样。的确,在他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副眼镜,就像是主人睡前随意放在那儿的,55 年过去,镜片上留下了岁月粗糙的痕迹,那个浪漫的、坚毅的、热情的、传奇的62 岁的Papa 再也没能回到这里,没能再戴上它继续写完他的故事。

海明威离开的时候恰好赶上古巴的社会变革,这个时间像一道分水岭,把古巴分成了过去与现在。海明威居住在古巴的二十余年,是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年代,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虽远离世界大战,但国内依旧暗流涌动。巴蒂斯塔执政时期,古巴贫富差距拉大,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奢靡,不过他也是“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拥趸,在哈瓦那老城西南,他主张建设了一个开阔的广场,取名公民广场(Civic Square),广场上最典型的建筑便是何塞·马蒂纪念碑,哈瓦那至今没有摩天大楼,这座109米高的雄伟建筑就成为城市的制高点。

1953年是何塞·马蒂诞辰100周年,纪念碑开工建设,历时5年建成,此时已接近巴蒂斯塔执政末期。1958年夏天,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的反政府军开始由马埃斯特腊的根据地向西进发,不到半年就解放了东部三省和圣克拉拉,开始向首都哈瓦那挺进,巴蒂斯塔外逃到多米尼加,最后跑到西班牙,再也没有回来。

卡斯特罗的政府接管了公民广场,改名为革命广场,它成为古巴的政治中心,总统办公室也从酷似白宫的国会大厦挪到了广场旁边。每年卡斯特罗都会在革命广场发表讲话,最多的时候有百万民众来到这里表示支持,广场上的何塞·马蒂纪念馆里有大幅图片展示这一场面。切·格瓦拉也会和卡斯特罗一起登上纪念碑高达18米的基座,这两位传奇的大胡子领导人的魅力征服了整个古巴,他们和拉美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国父何塞·马蒂并列,成为古巴最有影响力的四个人物。

在革命广场两侧,与纪念碑遥相辉映的两栋大楼——内政部和邮电部,带有苏联时期粗放的方正风格,没有一点殖民时期建筑巴洛克式或者曼努埃尔式的影子,楼上悬挂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切·格瓦拉的巨大头像,这两栋大楼也因此迅速成为古巴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从海明威的瞭望庄园到革命广场,坐老爷车大概20分钟,途中可以看到古巴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场景:除了穿校服的学生,普通人身上的衣服都不算太好,他们排着长队在小窗口买东西、在电话亭旁等着通话、在车站等一辆诞生于50年前的美国大巴或是用卡车改装的简易公交车。革命消灭了哈瓦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时代,曾经辉煌绚丽的哈瓦那,如今除了旅游区都破败不堪。海明威的离开,恰好也是一个时代的离去,而人们尚不确知新的时代何时能带来机会和希望。随着古巴与美国外交的逐渐恢复,经济封锁逐渐解除,这个国家的伤口还需更多时间慢慢抚平。

贴士

我采集了关于哈瓦那的旅游灵感,这里适合与所有人共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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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途旅游网与媒体专栏:中国国家旅游 发布: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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