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米尔,连通东西方的想象世界

西昆仑三峰 帕米尔高原 昆仑山

和田帕米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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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人文丝绸之路之所以光环灿烂,并非因为贸易脚步的拓展,而更多是视野与文明的延伸

(撰文_范亚昆、图片_连姝凝/高嵩/刘玉生)帕米尔高原,是整个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难行、神秘莫测的一段。这里是亚洲五条重量级脉的汇聚之地,在曾经对地理知识口耳相传的时代,也是一个神话传说汇聚的幻想空间。丝绸之路之所以光环灿烂,并非因为贸易脚步的拓展,而更多是视野与文明的延伸,曾经只存在于彼此想象中的东西方在现实世界中被连接起来。

西昆仑三峰

车行在塔里木盆地银色的戈壁滩上,一片连绵的黑色体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渐渐清晰阔大,喀什城区则在身后变得愈来愈远。在亚洲的腹地、中国的最西端,喀什作为一个古老城市正经历着它弥久不衰的迭代过程——最后遗存的传统高台民居被城市的新建筑围剿,很快就要消失,这是显而易见的、迅疾发生的事情。

然而,对于紧邻喀什的、我们即将进入的那片黑色脉而言,其主体景观的细微变化,恐怕要以万年来计。面前的群,称“脉”并不确切——这里是亚洲五条重量级脉的汇聚之地,天脉、昆仑脉、喀喇昆仑脉、喜马拉雅脉、兴都库什脉形成一个巨大的“结”,横跨了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这一带,被古代的中国人称为“葱岭”,如今的名字是“帕米尔高原”,“帕米尔”,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世界屋脊”。

两千年来,曾有许多人途经塔里木盆地边缘时,站在这条路上,眺望天边无尽的黑色群;而在相距遥远的中原地区,绝大多数人无缘涉足此地,穷其一生,只能将群之中的“昆仑”三个字当作神话中的一个想象空间。

盖孜河缓慢从容地切开西昆仑中的公格尔系,为人们进入这个空间打开了一条路。路边的红柳正是开花的季节,它们细碎的玫粉色是此刻这片天空下最娇嫩的色彩,衬得相邻的一丛丛低矮的胡杨、沙枣树、窜天杨黯淡无光。盖孜河则呈现出一种浑浊而有力的青灰色,这种色彩不指向任何勃勃生机,只昭示着前路将会愈来愈贫瘠与艰难。

峡谷渐趋狭窄,视野骤然收缩。中国通往巴基斯坦的新高速路正沿着盖孜河谷修建,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水利工程,将盖孜河大峡谷变成一个尘土漫天的工地。无论新建的高速路将如何诠释当代的行路速度与舒适度,它依然要沿河谷而建,像古人的道路一样,借助盖孜河在之前无尽的年月中对体的切割成果,才能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深处。

白沙湖与白沙突然以奇幻的面貌出现在路边,在黑褐色的群中,这开阔碧蓝的湖水与纯沙堆砌的雪白峰是如此夺目,以至于后来我在帕米尔看过了数不清的各种类型与样貌的峰,依然保持着对它们的惊叹。白沙在帕米尔的群之中的确是个异数——它所在的布伦口是西昆仑中一个重要的风口,积累着来自塔里木盆地的风沙,这些沙沿着盖孜河谷进入高原,被西边的萨雷阔勒岭阻挡,在此经年沉淀,造就了一个耀眼的银白世界。

白沙只是一个前奏,随着海拔接连升高,覆盖着积雪的峰开始出现,接下来很快就看到了西昆仑中最高大的三座峰——慕士塔格、公格尔峰与公格尔九别峰。

三座峰中,海拔最高的是公格尔峰,7649米,它与同在西昆仑脊线上的公格尔九别峰相连,后者高度为 7530米,慕士塔格的高度为 7509米。“慕士塔格”在柯尔克孜语中意为“冰之父”,它的体看起来柔和而敦厚,呈现出一个完美、浑圆的覆钵形状。慕士塔格峰下,是被柯尔克孜人称作“黑海”的喀拉库里湖,湖边有一户人家,兼做接待站,叫作“古丽家”,提供混合了羊肉、葡萄干和浅金色胡萝卜的抓饭,葡萄干浸透了饭中的水分与油脂,晶莹饱满,使抓饭具有一种有节制的甘甜。

幻相之

我走出“古丽家”,来到喀拉库里湖边。对面,慕士塔格浑圆的峰顶被笼在一层薄薄的云中;另一侧的公格尔九别峰则陡峭连绵,俯瞰着喀拉库里湖,这个高冰碛湖不算开阔,“古丽家”的几只羊正在湖边稀疏的草地上觅食。

这湖边的景象有一种不易觉察的特质,后来我在帕米尔高原的路途中再没遇到过,那就是异乎寻常的寂静,这寂静如同不可见的固体,置于湖面,围裹着峰,以至于周边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像是加了扩音器,可以在谷中传递很远,却又无力穿透这厚厚淤积的寂静。

昆仑,这个名字最早在中原先秦至汉代的典籍中出现时,既代表了一座,又表达了一个宏阔遥远的幻想空间——它孕育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庞大的体系:昆仑神话。昆仑神话中,最华丽的情节出于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登昆仑之丘,入西王母之邦,在瑶池受到西王母的款待,二人对饮,言笑晏晏,相约下一次相见的时间。

集上古神话之大成的《海经》与《淮南子》,在数个篇章中反复叙述昆仑,在这些叙述中,昆仑被描述为中国西部最高大的一座神,是上帝在地上的都城,它被数条大川潆洄盘绕,光芒四射;上住着上帝与诸神,其中最尊贵的黄帝住在昆仑的最高层——增城,城中建筑华美,每个城门都由九头人面的开明兽镇守;上万物尽有,尤其产玉,神兽雄奇多变,草木泉水可使人不死……

不只是轩辕黄帝与西王母,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夸父、共工、禹,甚至三苗与楚国的先祖,都与昆仑一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这个围绕昆仑的幻想空间被经年累月地建立起来,并且日益复杂、庞大时,阅读者们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昆仑在哪里?此刻,我坐在西昆仑的三峰之下、寂静的喀拉库里湖边,看湖中倒映的慕士塔格的影子。昆仑在哪里?

有人说,中国的昆仑是与希腊奥林匹斯一样的圣,都是神话体系的发源地。这话不确。人们知道奥林匹斯在何处,而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却从未被真正找到。

两千多年来,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当代,仍有无数人致力于此。他们搜尽所有记载昆仑的古籍,精细研究其中记载的每一个微小的川物产特征与古人的考证记录,并与中国的无数川对应,给出了无限纷繁的答案。太行、鄂尔多斯北缘之、祁连、青海一带黄河源头的,以及现在的昆仑,都曾被作为答案,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喀拉库里湖就是书中记载的西王母的瑶池啊!

这些答案与论争,就像飘荡在喀拉库里湖上的各种细碎声音,始终无法穿透亘古的寂静。人们唯一达成的认知默契,几乎是对“无解”的妥协:神话空间存在于想象世界,与现实地理终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使二者在现实川中偶有重合,现实终不能解释神话中诡谲莫测的灵异幻想——那些幻想,只是古人用想象力来表达已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昆仑,是一座幻相之

跨越神话的人

神话与现实世界真的有那么大的鸿沟吗?如果这个鸿沟不可跨越,那么现实中就不该有昆仑的存在。然而此刻,我正坐在一座名叫“昆仑”的中。一定有一条路,让人从神话的纷繁幻相中出走,进入真实的世界。

关于昆仑的幻相,如果换一个提问方式,也许会变得有解。在神话诞生的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书写者对周边地理的认知范围究竟有多大?如果能够知道他们的认知边界,昆仑就会在这个边界之内出现。

太行、鄂尔多斯北缘之、祁连……这些黄河流域附近的之所以被列入答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后人认为,在先秦时代,假如穆天子(周穆王)真的周游四方,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与他的行动能力来看,他涉足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登上的“昆仑”不会太远,与之会面的西王母,也是黄河流域附近部族首领的化身。

假如“穆天子周游四方”是个虚构故事,书中记载的地理景象就会来自于当时世人对周边地理的认知——可能是作者实际走到的地方,更多内容则来自周围人们的口耳相传——一旦借助“口耳相传”,这个认知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很可能远远超出黄河流域。比如,当时人们听说,在遥远的西方,有一座名叫“昆仑”的,这座产玉,是很多河流的源头,却不知道它在哪里。

在那个对地理知识口耳相传的时代,需要有一个人,从神话传说与书籍考证中走出来,到真实而丰富的西方去看一看。

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后世通常用四个字来概括:“凿空西域”。他是张骞。公元前2世纪,张骞作为汉王朝的使臣出使西域,带回大量见闻与物产,使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知边界,从玉门关直接逾越到了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他揭示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外部世界,同时还找到了神话中的昆仑。《史记?大宛列传》中大致讲述了这个过程:“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云。”——张骞追溯黄河的源头,找到了一座于阗附近的(这是张骞的一个错误,真正的黄河源头不在这里,但这个错误无关大碍),这座上产出玉石,汉武帝据此对照古书上的记载,把这座命名为“昆仑”。从此,昆仑正式出现在了中国的地图上。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汉武帝刘彻命名的昆仑。神话幻想且不谈,刘彻命名的这座,是之前人们在有限的地理认知中听说的那座昆仑吗?

很早之前就有人发现,“昆仑”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外来语的音译。那么,就像“祁连”出自匈奴语、“慕士塔格”出自柯尔克孜语一样,“昆仑”应该来自居住在真正的昆仑附近的族群对这座的称呼,久之传到黄河流域,汉族人听说了,将其写入古书之中。

既然汉族人在先秦时代就听说过这个译名,那么,这个为昆仑命名的族群比后来出现的匈奴还要古老。是什么族群?他们居住在哪座附近?张骞所在的时代距离先秦并不遥远,他凿空西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族群?有没有与真正的昆仑擦肩而过?昆仑在哪里?如果拿这个问题来问汉王朝的对手——匈奴人,答案很可能水落石出。张骞偏偏没有问。这不是他关注的问题,更不是他与匈奴交锋时的任务。

照亮东西方文明的道路

不知昆仑在何处,是因为人们对玉门关以外的世界太不熟悉了。正因为这种“不熟悉”,才一次次将昆仑加以渲染,直至其变成一个脱离现实的巨大想象空间,昆仑神话体系才得以完成。

两千多年后,有当代学者在对古老语言碎片的拼凑对比中得出一个不起眼的结论:我们一直以为“祁连”的名字来自匈奴语,意为“天”,其实不是,“祁连”很可能来自一种更古老的语言,后来被匈奴人化用到匈奴语中,继而被译为汉语。在那个古老的语言中,“祁连”与“昆仑”是同一个词,意思是“”。

至此,无穷无尽的昆仑猜想,似乎如漫漫长夜中出现了一丝光亮的缝隙。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被证实,那么,2000多年来关于“昆仑”的无数疑惑与猜测,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反转——昆仑不是一座具体的,在西方某种古老的语言中,所有的都被称为“昆仑”。

这个带来光亮的西方语言,就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吐火罗语。 吐火罗语是一种早已消失的语言,直到 20世纪初,学者们才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中发现了用吐火罗语书写的文献,并为之做了整理与归类——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在天南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包括塔里木盆地中的库车、焉耆、龟兹、楼兰、吐鲁番等地。在张骞西行之后,这一广大地区进入中原人的认知领域,从此被称为“西域”。

在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中,最为中原人熟知的一支,是大月氏人。而寻找大月氏,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真正目的。

先秦时代,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西部、敦煌与祁连之间游牧,后被崛起的匈奴所驱赶,被迫向西长途迁徙,匈奴人取代月氏占据了祁连一带。离开的月氏人,大部分沿天南麓西行,几经辗转,两次西迁,最终定居于帕米尔高原的西部、中亚的河间地区。西迁的月氏人,后被称为大月氏;留下的小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小月氏。

与此同时,汉王朝被崛起的匈奴所威胁,试图找寻被匈奴击走的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于是有了张骞的西行。张骞西行的外交目的并没有达成,他找到大月氏时,这个昔日的游牧民族已经定居在帕米尔的西边、阿姆河边的水草丰沛之地,不愿再卷入战争。但张骞追寻大月氏西行的这条路,在两千多年后的19世纪 70年代,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这个名字同时照亮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与文明,并将旷日持久地沿用下去——他在一本名为《中国》的书中,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事实上,真正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一条起迄点与经行处十分精确的路,也并非从张骞开始才有人行走。相反,这是一个古老的、范围广袤的巨大通道,有很多分支交叉延展,行走者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时代条件来选择。

在张骞之前,最早的东西方道路始自北方草原。“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为巨大的方便。”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草原为交通提供的便利性。相对于农耕民族的自给自足,游牧部族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要与定居社会进行交换,比如粮食或纺织品,早期的贸易活动就这样诞生于游牧部族迁徙的道路上。在汉代以前的很长时间,活跃在蒙古草原、南俄草原、中亚与西亚北部的斯基泰人就在游牧过程中开辟了草原之路,这个宽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东至大兴安岭,向西一直抵达黑海草原

但是,在中国古籍中,“草原”这个词汇的出现,比描述西域的“瀚海”“流沙”还要迟。这是因为在作为文明中心的黄河流域,中原人的视野并没有随着北方游牧部族的视野而展开,而是直到张骞时代才开始向西方延伸。张骞之前,西域的道路上早已出现了中原的物产,在“凿空西域”之后,除了书写者的记录范围开始拓展,还有一队专职进行商业贸易的人群出现在东西方的通道上,当这群人开始行走时,丝绸之路正式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明中心。

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张骞开辟的“从公元前 114年至公元 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一条西域交通道路”。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进一步将丝绸之路的范围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这条路起自长安,迄自罗马,连接了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丝绸是这条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有北道、中道、南道之分,当这条路向西延伸时,中道与南道却同时指向了一个区域,是整个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难行、神秘莫测的一段,这就是被称作“万之祖”的帕米尔高原。

贴士

我采集了关于帕米尔高原的旅游灵感,这里适合与所有人共同体验。
全年来玩最佳。
帕米尔高原

乐途旅游网与媒体专栏:中国国家旅游 更新:2018.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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